宪法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宗教爱国主义，然而宗教爱国主义与宗教的普世认同之间存在冲突，本条款将宗教属性国家化了，确立的不是政教分离，而是将宗教作为国界内的事务，建构成世俗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第四，人权话语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人权观念正在从生存本位向自由本位发展，在此过程中，弱势群体借人权话语得到极大的关怀。虽然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有关人权观念的讨论，但60年后早已被遗忘，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人权作为政治概念是舶来品，因外力而促生，[10]因而，20世纪90年代的人权模式带有浓厚的国际人权斗争痕迹。
这些参政权主要是指那些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包括表达权、结社权、公正审判权、生命权、免于酷刑和奴役的权利、迁徒自由权，以及选举和罢免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对中国人权模式的建立至关重要，如罗纳德所言：我提议，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对待的权利必须被当作自由主义平等概念的根本要素，而且在这些特殊环境中坚持的平等对待的权利愈有限，由于某些原因，它愈是来自更根本的权利。[11]显然，非司法部门在人权保障中充当着主角。[5]【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 孙世彦 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评注》，第二版中文版前言，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第12页。这些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缺乏与自由主义有关的思想文化度基础。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是向封建专制、独裁诉求的不是发展权，也不是民族的独立，因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与掠夺给欧洲列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因此，最初的人权是要求人生而平等，要求拥有财产权和自由权利，要求选举和限制封建贵族王朝政权的政治权利。
三、人权纷争——三代人权之间的矛盾通常把人权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以自然法为基础、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的自由权本位时期。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拆迁、扩建增加财政收入，拉动内需，由此而造成的被拆迁户个人财产被侵占、被拆迁户自焚的惨案。为了实现公民的劳动权，宪法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法人的权益自然应获得足够的必要的重视，但人格主体是法律层面的，而生命主体才是本源的。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主观防御和客观秩序的双重性质，以及与公有财产同等保护的地位。那么，笔者为什么会认为基本权利主体类型的拓展难以前行呢?就特定主体而言，虽然其存在已得到学界的广泛承认，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特定主体是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或这些主体在行为能力上的弱点，其权利存在受到社会忽视或侵犯的现象的公民。内容上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增加了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退休人员生活受保障、残疾公民受帮助等权利。
依据第8条的规定，国民则是基本义务主体。宪法首先应当是一部法，直接面对宪法裁判的需要，成为法官的判决依据。
[3]当然，当下的中国宪法文本距离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贯彻依旧有所期待。2、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1954年《宪法》明确了基本权利主体在宪法中相对独立的地位。一种是根据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权的理论，以及人与公民都具有自然人的共同属性，将人权条款结合现行《宪法》第32条和具体的基本权利内容条款，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来得到解决。这种地位提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由此，这里所谓的基本权利享有主体与主要义务主体即为后文所指的个人与国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种体例安排表明，基本权利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仍然凌驾于基本权利主体公民之上。我国过去长期推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国家过度压抑乃至兼并了社会，使得个人失去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遏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82年《宪法》实际上否认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到1988年修宪只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修宪则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并确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只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到2004年修宪国家则保护所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从而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宪法地位。或者被隐含在专章的国家政策里，如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母亲、婴儿和儿童，国外华侨，乃至外国人享有的特定权利和特殊权利分别隐含在军事制度、文化教育政策和外交政策中。
3、1954年《宪法》为新中国宪法定下了个人依赖国家的国家主义基调，并深深地影响着后来修改的几部宪法。对于制定法国家的中国来说，此方案似乎更加可行。
(二)性质转变的意义从人民到公民，这个用语的变化在宪法文本中直观地反映了基本权利主体的性质由政治主体向法律主体转变的过程。但值得肯定的是，《共同纲领》使用包括广大劳苦大众在内的人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相对于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臣民，《重大十九信条》中的国民和民国时期宪法文件中限于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人民，已经表现出了新中国的优越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一方面，人权与基本权利之间各自保持的不同的价值体系与领域，导致人权与基本权利价值的互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考察历史，新中国的历部宪法并非一直都是沿用公民这个法律术语来表述一般意义上的基本权利主体。1982年《宪法》的出台并没有结束个人权利与国家强权之间的较量。因为自1954年《宪法》起，专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使我们对基本权利主体的认识长期停留在一般的、经常性的主体———公民的层面上，致使对其类型的拓展难以前行。
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不断提高。后者表现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征购、征用或者征归国有的限制性规定缺乏反限制内容。
[5]由此，我国学界对外国人是否是我国基本权利特殊主体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外国人不是我国公民，因此，他们不是我国基本权利主体。基本权利一般主体法律属性的确定是宪法从政治学中破茧而出，成为一部独立的法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我国向法治国迈进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来看，诸如生命权、人身自由等作为人即应享有的权利应归每个人所有;像迁徙自由中的入境权、参政权等有强烈国家主权意识关联性的权利，外国人在享有时受较多限制;而对于工作和生存权等中间形态的权利是否由外国人享有，则需视各国的发展程度而定。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297页。
直至1954年宪法，制宪者们才抛弃了国民的概念，将人民这一术语仅用作国家权力的归属主体，并且正式启用公民概念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享有主体，广泛地享有各类基本权利，即包括自由权、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权，而且以设立专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之，致使公民这一概念的法内涵发生重大嬗变，及时地结束了《共同纲领》所开创的政治性基本权利主体的时代。{10}其原理就是现代人权主体的人格主体理论，即法人和自然人同为法律上人格，而不能获得法律上平等，这是有悖于人权理念的。4、1982年《宪法》标志着基本权利主体在中国宪法中的地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变迁经过近60年的洗礼，新中国宪法的各项制度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基本权利更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
[6]1982年宪法只规定了个体经济。尤其是1982年宪法第33条明确了公民的涵义，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摘要】基本权利的研究离不开对基本权利主体的关注。因此，笔者认定，《共同纲领》中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民是一个具有强烈阶级属性的政治用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
[2]实际上，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本来就有为了保障基本权利而模糊义务主体的倾向。宪法解释与宪法诉讼一直是我国宪法有效实施的瓶颈，而基本权利主体地位的提升无疑有助于突破这种瓶颈。
遗憾的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被滞留在了总纲中，这为基本权利主体在中国宪法中扮演国家附庸的角色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一抹。法人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有基本权利保护，取决于所主张的基本权利的性质。例如，改变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不科学和不规范的规定，作了新的补充，并从宪法上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合理界限。其后的四次部分修宪继续推动基本权利主体逾越国家附属品的鸿沟，直至基本权利主体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的尊显。
这也进一步证明和强化了人民的政治属性。在经济成分相当单一，且国家高度管制经济生活的背景下诞生的1982年宪法，不可能承认企业事业组织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
三是在宪法规范结构方面，完善了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结构。对于人民与国民的区别，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作了特别说明。
在1954年举行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法律小组就人民和公民做了这样的说明:人民是政治概念，指的是各民主阶级;公民是法律概念，表明在法律上的地位。1、促使宪法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以个人核心代替了国家主义。